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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在外人看来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虽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讲,赶上一次浪潮不能保证它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一生赶上这样一次浪潮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要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但是看看过去和现在,我们也许能悟出一些道理。我愿意借谷歌黑板报的空间,将我这些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人和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会谈一谈我对每次浪潮的看法,对上述每个公司的看法,以及对其中关键人物的认识。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也要提到间接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KPCB和红杉风投(Sequoia)以及百年来为科技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GoldmanSachs)等等。3.动作快,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败现有的大公司。刚刚创办的小公司和跨国公司竞争无异于婴儿和巨人交战,要想赢必须快速灵活。美国的公司从理论上讲不鼓励加班,从法律上讲也不能要求正式雇员加班。对于按小时付薪水的合同工,加班要给加班费。但是正式员工如果自己想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我并不确定全美国IT行业的员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许是四十小时左右吧,因为法律规定如此。在美国东部和南部,IT行业的从业者每周工作很少能超过这个数。但是在加州,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都远不止四十小时。即使是在我们前几章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大跨国公司里,很多人经常周末要去加班。在小公司里,尤其是还没有上市的小公司,大家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甚至一百小时是很正常的事。日本人号称工作时间长,但和硅谷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在日本,大家是没事做耗着不回家,而硅谷大家是有干不完的活。虽然硅谷工程师的薪水比美国同行要多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每小时实际收入其实要低得多。更何况,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作时间太长,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不是很好的生活的地方。这倒不是雇主不想对员工更好些,事实上加州的法律比其他州更倾向于保护雇员的利益,但是公司之间激励竞争的大环境使然。所有人,上至公司最高管理层,下至新入职的普通员工,在这样紧张环境下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国际电子游艺平台排行在菲奥莉娜执掌惠普的接下来的五年间,菲奥莉娜从一个科技公司变成了一个电器公司。它原本是和GE、IBM以及Sun这样的科技公司竞争,现在它蜕变为和Dell、索尼、佳能和爱普生一类的低利润普通电器公司。在菲奥莉娜的任期中,她个人频频在各种媒体中亮相,(当然,她解释为媒体找她。)但是惠普这个硅谷最有历史的公司正渐渐被人遗忘。它在个人机领域输给了Dell,在数码相机上输给了佳能、尼康和索尼,在打印机上输给了爱普生和佳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国际电子游艺平台排行让我们回到1999年,看一看决定惠普命运的两次拆分和并购。1999年时,惠普的产品线分成三个方向:传统的科学仪器,比如万用表示波器;医疗仪器,比如核磁共振;计算机及其外设。我们不妨看一看惠普在这三个领域的前景。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没有听说过Novell公司,但是它曾经和太阳公司一样,一度有希望在操作系统方面和微软抗衡,但是终因时运不济,败在了微软手下。要夺回市场份额,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造自身,提高竞争力,IBM的郭士纳和英特尔的格罗夫,包括惠普后来的CEO赫德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需要有真本事。而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是买市场,即买入一家公司。菲奥莉娜是公司并购的行家里手,她看中了当时还占微机市场份额第二、但是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菲奥莉娜的提议遭到了包括惠普两个创始人家族在内的反对。不少股东担心本来已经盈利不佳的惠普,再背上一个亏损的康柏,最终将拖垮惠普。当时Dell占美国微机市场的31%,而康柏加惠普占37%。菲奥莉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合并打造世界最大的微机公司,形成对戴尔的优势。其实,惠普在和Dell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惠普的问题是资金周转不够快。Dell的资金一年大约可以周转两次以上,而惠普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Dell的利润率只有惠普的一半,它也可以获得和后者相同的利润。这样,Dell计算机降价的空间就很大,很容易占领市场。显然收购康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到1985年为止,苹果发展顺利,拥有四千员工,股票市值高达20亿美元。乔布斯个人也很顺利,名利双收。但接下来,乔布斯遇到了别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遇到的两件事—被别人赶出了自己创办的公司,然后又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而苹果公司,也开始进入了长达十五年的低谷。作为网民上网必不可少的浏览器的发明者,网景公司本来可以成为互联网的领头羊,就像2000年的雅虎和今天的Google。再不济也可以像Adobe和赛门铁克等公司那样成为一个领域的主要厂商(MajorPlayer)。但是,网景公司只辉煌了短短的几年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网景公司的衰亡固然是微软垄断的造成的,但是,它也有免于厄运的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把握好。科学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浪潮造就出站在它的浪尖上的成功者,埋没掉赶不上大潮的失败者。国际电子游艺平台排行三个人再次找到亚平,亚平请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的查理曼教授作了评估,证实了山姆等人的技术是先进的并有相当的复杂度,而且有专利保护,别人不易抄袭模仿。亚平觉得可以投资了,他和他的天使投资团觉得山姆、强尼和迪克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值(未融资前)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三个创业者觉得他们的工作值二百五十万,最后商定定价二百万(注:对公司的估价方法有按融资前估价,即Pre-Money,和融资后估价,即Post-Money两种。从本质上讲,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我们这里的估计都以Pre-Money来计算)。亚平和他的投资团投入五十万,占到股份的20%。同时,亚平提出下列要求:

一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可能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改变,但是公司的基因却很难改变。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苹果从PC机,到iPod,再到iPhone已经成功地转型了,苹果的基因变了。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苹果公司变化了很多。但是它内在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变。虽然从PC到iPod再到iPhone完全是不同的市场,但是苹果的商业模式一点都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富于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和其它同类公司一样,硬件、软件必须作为整体一起出售,不能拆开卖,软件的价值必须通过硬件的销售而实现。所以虽然苹果十几年前吃过自我封闭的亏,十几年后当苹果推出iPod时,它还是相对封闭的产品,它必须用苹果自己的一套iTune软件才能从PC上将音乐和视频装到iPod中。到今天,苹果又推出了全世界最酷的手机iPhone,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读者问我,既然iPhone操作系统的核心也是开源Unix的,为什么它不搞一个开放系统的手机联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不是苹果的商业模式。苹果的基因决定它必须通过硬件挣软件的钱。创新是苹果最关键的基因,否则它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至于在什么地方创新,苹果并不关心。只要在PC机上还有创新的余地,它就不会放弃这个市场。它从两年前推出的iMac桌面一体机,到今年推出的MacBookAir超薄笔记本,无一不是让人耳目一新产品。因此,苹果还是苹果,它不因为做了iPod就变成了Sony,做了手机就变成了诺基亚。想了解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必须了解它的股票期权制度。在传统的公司里,一个员工的收入和福利包括奖金和退休金等现金。一般员工并不拥有公司的一部分。很多高科技公司,为了将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前途绑在一起,发给员工一些股票的期权(StockOption)。所谓期权就是在一定时间,比如十年内,按一定价格,比如当前市场价购买股票的权利。获得期权的员工,会对公司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如果公司的股票上涨,那么拥有股票期权的人可以以过去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即所谓的exercise,然后以现在高的价钱卖出,从中赚到差价。股权只有当公司股票不断上涨时才有意义。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只涨不落,因此股权有时会变得毫无意义。一些公司为了让股权变得有意义,在中间做手脚,修改股权授予时间,用最低的价钱将股票授予管理层和员工。苹果公司就是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2006年,美国证监会开始调查苹果公司这一行为。经过长期调查,证监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苹果公司终于低头了,并交了罚款。最后,苹果公司首席财务官安德森(FredAnderson)为此受罚。1885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年正式招收学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1929-1933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虽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不收学费,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如果说微软是善于便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思科则是反过来,它通过自己的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虽然华尔街把阿尔卡特-朗讯和加拿大的北电也算做了思科的竞争者,其实这两个以程控交换机见长的公司和思科不完全处在同一个领域,基本上威胁不到思科。而且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IT行业发展至今,自有它的生存发展之道。它没有因为价格的不断下降而萎缩,而是越来越兴旺。我们以后还会陆续介绍它的发展规律。九十年代后,美国汽车制造业受到日本公司(主要是丰田和本田)的冲击,江河日下。这本来正好是通用汽车公司出售汽车品牌(比如它的卡迪拉克当年还是很值钱的品牌),转型到电子和航天领域的好时候,但是,通用汽车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不断出售赚钱的电子部门,用获得的现金来补贴它毫无翻身希望的汽车制造,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一九九七年,通用汽车将休斯公司的国防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雷达技术部门卖给了军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2000年,又将卫星制造业务卖给了波音公司,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长城火箭发射休斯卫星的新闻了。2003年,通用汽车将休斯剩余的部门包括最大的业务DirectTV卫星电视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Corp),作价仅二百亿美元。至此,通用汽车从世界卫星和通信技术领域彻底消失了。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在IT领域内部转基因尚且如此之难,从非IT领域进入IT领域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现在很好理解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始终摆脱不掉“发展汽车工业”这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了。虽然在八十年代通用汽车进入电子和通信领域后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布局,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给自己套的紧箍咒,无法自拔。十三年前,我最早上网时用的是一个2.4千波特率(Kbps)的调制解调器。两年后,我的一个同学,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东方网景的创始人送了我一个当时最新的14.4Kbps的调制解调器,我马上感觉速度快多了。由于我们今天数字电话传输率本身限制在64Kbps,因此调制解调器的传输率最多到56Kbps,所以到1995年,我的几个同事就预言用电话线上网速度超不过这个极限。如果停留在用传统的方法对调制解调器提速,确实要不了几年摩尔定理就不适用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出现了DSL技术,可以将电话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近二百倍。DSL技术虽然最早由贝尔核心实验室发表,但真正把它变为实用技术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查菲教授。查菲教授三十几岁就成为了IEEE的资深会员(Fellow),刚四十岁就成为了美国工程院院士。1991年,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办起了一家做DSL的小公司Amati。1997年,他把Amati公司以四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州仪器(TI)。这是硅谷新技术公司典型的成功案例。在调制解调器发展的量变阶段,就不会有Amati这样的小公司出现,即使出现了,也无法和德州仪器竞争。但是,一旦调制解调器速度接近原有的极限时,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新兴公司就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国际电子游艺平台排行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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